日本闭关锁国政策比中国更加严格,为何能摆
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西方宗教信仰不断入侵中国，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国家孤立。和我们文化相近的日本，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采取同样的措施，甚至闭关锁国政策更加严格，为何能够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
鸦片战争中日闭关锁国原因大致相同
清朝闭关锁国政策
康熙时期，统一台湾后，为了缓解政府财政困境，在东南沿海设立贸易区，与西方进行海运贸易。为了便于管理，把贸易尽可能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贸易口岸仅有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4处。
康熙五十九年，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对孔子与祖先进行膜拜，康熙皇帝非常恼怒，下令禁止西洋人在中国传教。古代的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中国居大地之中”，古老的中国文明一直领先于周围的国家，中国的文明最优秀。
广州口岸在这种思想下，如何能允许别的文明压我一头，双方文化矛盾越演越烈，所以清廷采取禁教和控制外贸政策，这些政策被以后各朝皇帝继承和遵行。
乾隆时期，清廷对来华外商愈加严格，海运贸易集中在广州一个通商口岸，实行由地方督抚、海关监督、行商共同管理的中西贸易制度。明文禁止外商在广东过冬以及雇佣中国人，严禁中国人出入夷馆等等。
广州十三行日本的“闭关锁国”政策
16世纪末，织田信长为了引进西方武器增强军事力量，增强经济实力，打压传统的寺院、神社的势力，允许基督教到日本传教，发展日欧贸易。
基督教的教义是上帝之下人人平等，与日本传统神国森严的等级制度相冲突，统治日本的丰臣秀吉只好宣布禁止基督教，只要不传教，就可以来日本贸易。
日本长崎直到不传教只贸易的荷兰商队的到来，日本完全禁止葡萄牙、西班牙商人踏入曰本。只允许拥有许可证的荷兰、中国、朝鲜船只来日。口岸仅限于长崎的出岛，对来日外国船实行严密的监视和严格管制。
禁止日本商船出海贸易，普通日本人不得与海外人员往来，偷渡者一律判处极刑。时间长达多年。
这样看来，日本所施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比中国要严格的多。
日本长崎面对不断强大的西方国家，中日两国统治者的态度
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东南西北四围分布着夷人，这些人必须臣服于我们，所以中国古代与周围国家施行的宗藩制度，藩属国要对我们进行朝贡，我们对其进行保护。
中国不承认有与自己平等交往的国家，清朝称那些来中国贸易的国家为“互市国”，这些互市国必须严格遵循中国的制度，才权利来中国进行贸易，获得利润。统治阶层盲目自大，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故英国外交官阿美士德使团访华时因坚持平等交往，没有得到嘉庆皇帝的召见。
中国皇帝上朝而日本认为世界的中心有3个国家，分别是印度、中国、日本。直到江户时代，三国世界观一直深深影响日本社会，除固有的国学外，儒学、佛学、兰学（西方科学技术统称为兰学）等外来文化占有重要比例。日本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并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知识。在受到西方冲击时，能很快转变思想，马上重新认识世界。
“不悉夷情”而被动挨打
闭关锁国期间，清廷虽然通过行商、来华使团、传教士收集西方信息，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大部分官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更没有引起整个社会的反响。广州本地的官员甚至不与西方人接触，处理外交事务的大臣竟然分不清盘踞我国附近的舰队都属于哪些国家。
鸦片战争只有很少一部分民间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进行探索，如乾隆时期的谢清高历游欧州后所著《海录》对西方的情况有观察和介绍。嘉庆年间，王大海漫游南洋，写成《海岛逸志》，记录了当时荷兰、英国在南洋的殖民情况，介绍了西方先进的科技和医学等情报。
到了鸦片战争期间，皇帝和许多前线官员竟对英军情况一无所知。例如，两江总督牛鉴认为火轮船“疑其轮转系用牛拉”。而对西方有一定了解的官员的认识相当肤浅，大都认为最终胜利一定属于清政府。清朝对西方轻薄不加重视，造成了“不悉夷情”而被动挨打的严重局面。
鸦片战争日本在锁国期间，在长崎设立专门搜集情报的职位“风说役”，中荷两国商船在进入长崎港口，必须向官员提交有关海外情报的呈递书，这种呈递书在日文中称为“风说书”。幕府搜集情报的效率非常高，一部风说书从商船入港开始制作，到出现在幕府高级官员手里，一般只需28天左右。
日本政府通过荷兰商馆馆长“江户参府”的机会，搜集西方的情报，增加世界见闻和西方的知识。江户参府是指驻在日本的荷兰商馆馆长到江户城觐见幕府将军，将体现西方科技的物品枪炮、地图等等作为礼物，带到江户，赠送将军和其他官员。
一同前往江户觐见幕府将军的还有商馆的医生、通词、炮手等人。在馆长在觐见完将军以后，陪同的医生、炮手等人一起同幕府官员直接会谈，与日本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将西方文化传播到日本的统治集团和知识界。日本政府通过与荷兰人直接交流搜集西方情报，了解世界最新形势。
日本黑船事件居安思危，才能有备无患
乾隆以后各朝，危机感大大衰退，清廷对西方及周边势态的变化发展关心不足，如年，喀什葛尔参赞大臣奏折中谈到：“温都斯坦地区已被英吉利征服五六十年，现在该处头目系英吉利派来之果乃尔管理”。年，山东巡抚呈军机处奏折提到：“温度斯坦古国各地方，皆入英国版图矣，中英两国其边界近乎连，即云南省发的一条河，流英国的一所地方，而入大海”。
清廷接到奏报，发回廷谕：“英吉利海外夷人，向在广东贸易，不准在新疆贸易”。对于英国占领印度这一重要消息，竟然没有上升到国家安全问题。各种渠道收集来的西方国家信息不停地通过奏折报给朝廷，并没有引起统治阶层的注意。
道光皇帝官员的腐败风气盛行，使得清朝的官员们不关心政事，广东官员为了推脱责任，大量捏造、粉饰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冲突的真相，比如年，英国军舰占领澳门，两广总督吉庆匿不上报。后来是澳门理事官通过北京钦天监任职的葡萄牙传教士，将事情告知嘉庆。年，英国再次占领澳门，后任两广总督吴熊光同样对此隐满，后因事件闹大才上奏清廷。
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在有关中英关系的重大事件中，历任的广东省负责官员为避免政治责任，多有隐匿实情，蒙蔽皇帝，造成当时清朝政府对西方情报掌握既不准确，也不完整，更不及时。导致年至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
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日本闭关锁国期间，俄罗斯以及当时新兴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和美国为了与日本开展贸易，不时派军舰在日本沿岸侵扰试探。日本专门针对俄国和英国的威胁和入侵开展了情报搜集。
18世纪末，由于英美舰船和捕鲸船频频出现在日本沿岸，日本把海防中心转向了英美等国。年，英国军舰闯入长崎港外，借欧洲战事，扣留了荷兰商馆馆员。此次事件震惊了幕府，长崎奉行（处理经济事务的官僚）与肥前藩家老（肥前藩：是日本江户幕府时期的一个藩属地，家老：在幕府或藩中地位很高仅次于幕府将军和藩主）等高级官员数人引咎自杀。
幕府和各藩开始积极广泛地搜集英国有关情报，通事和通词开始学习英语，并且对清英的外交纷争等情报给予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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