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受援国提供重要的心理保证,最重要的是提

通过以军事装备、咨询和培训的形式提供军事援助，将为受援国提供重要的政治和心理保证，最重要的是提高受援国的士气，增强它们抵制苏联的意志，并展示美国的决心和可靠性，美国将获得强大的影响力。如果受援国无法从美国获得装备和补给，有可能转向苏联及其卫星国，会给苏联提供危及美国安全利益的政治筹码。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美国对外军事援助已正式成为其遏制政策的工具，在制定对外军事援助政策的过程中，抵制苏联及共产主义成为决策者考虑的重要因素，无论是美国国务院，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这种观念已成为两者的共识。

顾名思义，美国国务院陆海军协调委员会设立的目的是协调三部门之间的行动，以便于在个部长的指导下，调和共同利益，制定所涉及的政治、军事问题与政策。该委员会下辖欧洲、近东和中东、远东、拉美、重新武装、军事信息控制等诸多常设小组委员会，军事援助问题作为一个重要事项，由重新武装小组委员会负责拟定，然后再提交各部门审议。由于它权力有限，需要汇集个部门的意见，在面对重大的外交和防御政策问题时，重新武装小组委员会根本无法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加上缺乏核心领导，军事援助政策往往以模糊、零散的方式呈现，这使得战后初期的美国对外军事援助政策显得混乱无序，沦为了军方和官僚政治机构竞争的产物。借用国家的安全委员会的话来说，自租借法案以来，美国对外军事援助并非源于任何协调良好的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是战后对外军事援助的首要倡导者，早在二战末期，他们便计划利用租借物资追求战后的军事目标。这在拉美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们认为，这对于维持西半球的安全和拉美国家的亲美偏向极为重要。因为随着战争的结束，一些国家会通过以货易货，或者用较低的价格将大量的剩余军事装备兜售给拉美国家，将他们的军事影响带入西半球。如果延长租借法案的适用期，不仅有利于美国向拉美国家出售军事设备，还可以将拉美各国的军备设施标准化，排除外国的物资和军事影响，减少存在于美洲国家间的敌意。

因此，年12月，陆军部和海军部联合顾问委员会在关于美洲国家的报告中指出，依照类型和数量向支持美国的国家出口关键的战略资源，用来维持这些国家的内部安全。从而为美国和拉美国家间的军事合作奠定了基础。但是，租借法案的有效期严格限制了战后对外军事援助目标的实现，国会对政府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不仅收缩了它的“钱袋权”，而且对战时的总统特权表现出厌倦。屈从于国会的压力，杜鲁门在5年5月8日签署了削减租借供应物资量的命令。由于对外经济管理局局长利奥·克劳利下令禁止将一切物资运往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甚至要求某些商船中途返回美国卸货。英国受到的打击最大，俄国人则说这是针对他们而来的。④考虑到许多国家急于获得美国的物资和军事装备，却又没有足够的美元来购买，杜鲁门不得不撤销该命令。这使得租借法案的效力影响到战后初期，也提醒美国政府，尽快处理租借物资和制定军事援助计划已是当务之急。

5年9月和10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就租借义务的处置政策进行研究，并交于美国国务院陆海军协调委员会处理。关于美国在多大程度上为战后外国武装部队提供军用物资，以及出于国内外安全，美国是否应该将现存的租借军事装备从特定的国家撤出，重新武装小组委员会拟定了一个报告。作为一个大体的指导方针，该报告的结论是，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应该以本国的军事供应支持外国武装，同时，应尽可能在现有立法、拨款等框架内实施，当前的审查表明，陆军部和海军部普遍行使的归还或者收回租借物资的权利是不可取的。为此，重新武装小组委员会建议美国应对拉美、远东、欧洲、近东与中东等国家实施军事援助，但是援助多少，哪些国家享有优先地位，该文件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划，而且暴露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务院之间的分歧。国家的安全与战后美国的政治目标是双方争执的焦点。虽然确定哪些军事租借物资应当收回属于陆军部和海军部的职能，美国国务院要求参与租借的相关决定，以便考虑外交政策因素，但遭到陆、海军部的共同否决。美国国务院的看法是，对租借物资收回的最终决定，必须充分考虑美国对特定国家的基本政策，尤其是受援国的战后实力和地位，像法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保持它们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是美国既有的政策，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重新收回受援国的租借军事装备与美国的援助政策并不冲突，但收回战略物资会严重削弱受援国的军事地位，且与美国的基本利益背道而驰。

因此，任何要求归还租借物资的请求，必须在充分考虑是否会削弱对美国具有至关重要的国家军事力量的前提下提出。对于将哪些国家划归到至关重要的范围内，重新武装小组委员会只进行了零碎的考虑，编制了一长串区域和国家名单，尽管覆盖全球，并没有包含广泛的战略、政治或经济理由来武装这些国家。换句话说，它既制定了军事援助政策，却又无从实施，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混乱无序。它打开了战后美国军事援助的大门，但又没有说明，也没有决定美国如何最有效地分配资源。国务院国际安全事务部的詹姆斯·洛德罗（JamesLudlow）批评该报告忽视了联合国的作用，对世界各国的军事需求进行了片面的考虑。他认为，接受援助的国家必须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与之相反，美国绝不能援助自己的军事对手，或者可能沦为对手牺牲品的国家，其结果可能导致美国援助的军事装备被用来对付美国自己。为了统一各部门的意见，国务院陆海军协调委员会多次修订了原报告，使得战后对外军事援助的政策不断变化。

6年2月5日，国务院通过了对外处置剩余军事装备的政策，要求大幅限制美国军需品向国外的转移，出台了比重新武装小组委员会更严格的规定，将美国对外军事援助的范围限制在英国、法国、中国、菲律宾、拉美及加拿大。③但战后国际局势的发展迫使美国逐渐突破这一限制，尤其是苏联对东欧的强制干预，其在伊朗和土耳其事件中的强硬态度，越发引起西方世界的不安，美国在调整外交政策的同时，其对外军事援助政策也开始变化。抵制苏联及共产主义的扩张成为美国对外军事援助中的重要因素，被纳入重新武装小组委员会的报告中。

7年月12日，杜鲁门在众议院发表国情咨文，以“捍卫自由”为号召，要求国会拨款援助遭受政治和军事压力的希腊与土耳其。希腊与土耳其问题只是更大问题的一部分，它昭示着，美国对世界其他地方提供类似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是重要和紧迫的。为此，7年月21日，美国国务院陆海军协调委员会新设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专门商讨受援国对美国经济、技术与军事装备的需求，受援国的范围，援助的性质、手段与类别，以及援助所产生的影响等事宜。一个月后，特设委员会出台了美国对外援助的政策、程序与代价的临时报告，不同于重新武装小组委员会零碎的方案，该报告的结论是，美国对外援助的计划应采取积极、主动和预防性的行动，同时划分出优先次序和有紧迫性需求的国家和地区。

具体来说，对美国安全和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享有优先援助地位，因为它们具有巨大的工业潜力和战略位置，包含丰富的金属、石油资源；而那些遭受国内危机、极端主义和苏联威胁的国家则需要紧急援助。⑦据此，临时报告将美国对外军事援助的地区集中于西半球、近东和中东及远东，但是它将优先援助的区域与有紧迫需求的国家混为一谈，没有做出更明确的划分，唯一比较清楚的只是指明了美国援助的目的。即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扩大对外军事援助的范围，通过支持经济稳定和有序的政治进程，反对混乱和极端主义的蔓延，防止共产主义影响和武装利用少数派，将其他国家的矛头引向美国和联合国。

7年4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从军事角度评估了特设委员会的临时报告，充满了强烈的冷战色彩，它明确划分了美国军事援助的优先事项，及按紧迫性能够得到援助的国家和区域。它设想美苏在发生意识形态战争的情况下，具有主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是西欧，然后依次是中东、非洲西北部和远东，苏联及其控制下的区域都应该全部排除在援助之外，除非在极少数情况下，美国可以实施人道主义关怀。

结语

基于国家的安全和受援国的紧迫性，美国应当援助的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希腊、奥地利、比利时、荷兰及西班牙，中东的土耳其和远东的日本、韩国、中国与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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