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的减少,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存在怎样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虐，近年来也有不少有关传染病的书籍出版，包括《传染病与人类历史》等作品都曾提到一个问题：不同年代的瘟疫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但却间接刺激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提示我们注意瘟疫问题的复杂性。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计划主任托马斯·博伊基在新书《瘟疫与发展的悖论》中，则提出了另一个值得深思的悖论：人类传染病防治能力的不断提升固然是好事，但它有可能带来哪些发展上的风险？

根据许多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对欧洲移民的研究，生态灾难往往并非导致大多数国家出现移民的原因，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卫生水平提高，死亡率下降，适龄劳动人口比重激增时出现劳动力外迁，这种经济移民是很重要的移民类型。与过去相比，人类防治传染病的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但在人口流动方面存在的问题可能不减反增。因劳动人口供过于求而形成的移民往往从欠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在19世纪欧洲人口大规模迁出时，国际移民基本上不受限制，迁出国和迁入国都出于各种理由鼓励移民。不幸的是，随着全球右翼思潮的抬头、经济的衰退，全球化愿景在近些年屡受打击，各个国家对移民的情绪急转直下，移民的处境也变得困难，这使得传染病减少带来的积极成果蒙上一层阴影。

博伊基十分尖锐地指出此处的悖论：西方国家在全球健康水平的提升中贡献巨大，而恰恰他们也在限制这种发展的结果。遏制传染病是人类社会的重要任务，但如何面对传染病流行后的发展问题，是未来亟须思考的一大问题。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瘟疫与发展的悖论》，有删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图中所用图片均来自书中。

原文作者

[美]托马斯·博伊基

《瘟疫与发展的悖论》，作者:[美]托马斯·J.博伊基。版本:中信出版集团·灰犀牛，-5。

传染病的历史，

多大程度上是“受益者”所讲的历史？

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对欧洲移民进行了研究，以期为这种人口的大量迁出寻找一个共性的解释。生态灾难并非导致大多数国家出现移民的原因。移民不仅仅发生在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与今天西非的情况一样，19世纪欧洲的移民也需要资源为出国旅行提供保障。农业的工业化和商业化有助于解释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因为农作物产量的提升解放了农村的劳动力，更高的工资则吸引他们前往伯明翰、科隆等工业中心。然而，从挪威等国家的情况来看，它们的工业化刚起步时便出现了向外移民的情况。移民原籍国与目的地劳动力市场在工资水平上的差异是人口大量迁出的重要原因，但它无法完全解释这种现象。到了年，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的工资水平开始趋近，但移民仍在继续。亲朋好友定居国外吸引着移民不断加入，但这种熟人网络效应实际上是在移民潮开始后才对加速人口迁移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人口的变化或许能够提供最好的解释。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Easterlin）观察到，在19世纪的欧洲，移民更多地发生在有着过剩的青年人口和高自然增长率的国家，发生的时间通常是在婴儿死亡率下降20年之后。蒂莫西·哈顿（TimothyHatton）和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Williamson）的发现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理论。他们的研究表明，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和生育率降低速度减缓造成市场上年轻劳动力供过于求，并导致国内与劳动力稀缺的新大陆之间出现工资水平上的差距。这种情形促使人们移居海外年轻人寻找工作的难度最大，但移民的意愿也最强，因此进一步增加了移民的动力。在移民持续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国家的青年人口占比下降，工资上升，人口迁出的速度也随之降低了。

人口变化推动的移民不是19世纪独有的特征。戈登·汉森（GordonHanson）和克雷格·麦金托什（CraigMcIntosh）的研究显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中东、南亚和加勒比地区的人口增长，是推动人口迁往美国、英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的强大动力。移民领域的顶级专家、经济学家迈克尔·克莱门斯（MichaelClemens）的研究表明，年以后墨西哥向美国的人口迁移大部分可以用两国人口状况的差异来解释。他发现，墨西哥儿童生存状况的改善导致年轻人占比过高，同时还造成他们在工资水平上，与居住在边界另一侧的那些平均年龄较大、收入较高的美国人之间出现了差距。

换句话说，人们所了解的传染病减少的历史，一直就是由受益者们讲述的移民史。这一历史始于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随着19世纪伊始这些国家营养和收入水平的提升，以及母乳喂养、环境卫生和天花疫苗接种等方面的改善，婴幼儿死亡率开始下降。随之下降的还有生育率，但下降速度远远不及前者。大约20年后，这些额外存活下来的婴儿成长为年轻人。那些能够雇用其中一些过剩年轻劳动力的国家实现了更快的经济增长，即享受到了人口红利。各国无法吸纳的年轻劳动力则被迫向外迁移。

在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该图展示了本章所讨论四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和总迁出人口数据。在墨西哥、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婴儿死亡率下降（虚线）与随之而来的人口加速迁出（实线）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在图中展现出独特的“X”形状。遗憾的是，我们未能找到年之前爱尔兰婴儿死亡率的可用资料来源。不过，我们知道在18、19世纪之交，当时还是以农村地区为主的爱尔兰实现了健康和营养水平的提升。图中展示的趋势与这一情况高度吻合。即使是在年，爱尔兰的婴儿死亡率仍然比城镇化程度更高的英格兰和威尔士要低得多。

婴儿死亡率和迁出人口总数：爱尔兰、墨西哥、尼日尔和尼日利亚。资料来源：盖普曼德，墨西哥移民项目（MexicanMigrationProject）；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注：墨西哥的数据反映的是迁往美国的移民总数的变化。

传染病的遏制与未来的移民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环境卫生系统的建立，这种最初始于英格兰、威尔士和斯堪的那维亚部分地区的趋势已扩展到其他西欧国家，最终遍及整个欧洲。10年、20年后，婴儿存活人数的增加造就了更加庞大的青年群体，致使南欧和东欧在年左右也开始出现向外移民的情况。

对于东亚和拉丁美洲的许多低收入国家而言，直到20世纪30年代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国家的健康状况才终于开始改善。抗生素的发明、根除疟疾和天花运动的开展以及地方政府开创的节俭式创新的医疗模式（例如中国的“赤脚医生”），都为实现这一进展提供了帮助。如出一辙的是，上述变化同样使得这些地区出现大量青年人口。那些能够将过剩劳动力安置在工厂工作的东亚国家立即享受到了经济回报。但对于菲律宾和墨西哥等无法雇用大量年轻人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移民大潮自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便开始兴起。

中东和北非的部分地区几乎与东亚和拉丁美洲同时确立了传染病减少和儿童生存率提高的趋势。但直到儿童生存革命的预防接种运动兴起，口服补液盐溶液得到推广使用，近期各方开始采取行动减少长期被忽视的疾病时，这些地区的进程才有所加快。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改善措施终于扩展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的最贫穷地区。十多年前，即使在这些最贫穷的国家，儿童生存状况也开始改善，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些国家所见的移民浪潮。

如下图所示，传染病防控措施的一次次完善恰好契合了各地区人口迁出的数据。婴幼儿死亡率下降约15年之后，各个地区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迁出。传染病和人口迁移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时间层面的。人口迁移的速度和程度也部分反映出一国在减少疾病（以及降低相应的儿童死亡率）方面所采取的方式。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健康状况改善后人口迁出较慢的国家或地区（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台湾），能够做到在儿童生存率提高和传染病发病率下降的同时，提供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就业机会、更完善的城市和卫生基础设施、更强的回应型治理能力。对于那些传染病减少和儿童生存状况改善时未发生上述结构性变化的地方而言，它们经历的人口外迁速度更快、需求更迫切，这有时会给移民带来危险。爱尔兰和尼日尔就是两个这样的例子。哈顿和威廉姆森推测，如果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更大或是这种差距持续更长的时间，欧洲迁出的人口数量可能会更多。两位经济学家在年的一篇论文中还得出结论，称影响20世纪人口迁入欧洲的是“完全相同的力量”，并表示“到年，非洲很有可能出现规模远远超出19世纪欧洲的移民浪潮”。

从全球所谓经济移民的总量变化中也可以看出传染病减少后呈现的这些特征。逃离战争和迫害的难民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媒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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