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千年西欧由中世纪走近代历史苏人说

在地理上，欧洲有一些容易形成国家的特殊地区，如法国的法兰西岛、英格兰的伦敦盆地、苏格兰的洛兰兹低地、西班牙的卡斯蒂亚高原、俄罗斯的莫斯科平原、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德意志的莱茵河到坎尼斯堡等普鲁士国家、瑞典的马拉尔湖区等。但是直到年，欧洲政治单位的规模不论与同时代的中国相比，还是与后来民族国家形成后的规模相比，都是细碎的。当时欧洲各国的平均领土面积为平方英里，人口约为30万。

中世纪早期西欧政局混乱，基督教会建立了独立的、超越国家的管理体系，这种管理体系因为宗教使命而显得至高无上。莫洛温王朝的建立者克洛维统一了法兰克各部并皈依了罗马天主教，这种联盟制衡了拜占庭对欧洲的权力扩张，同时为王权和教权创造出一种文化模式，即通过传统的宗教权威使世俗王权的权力合法化，而法兰克国家成为教皇对抗其他日耳曼部落、拜占庭、穆斯林和伦巴德人的利器。克洛维还将对天主教的信仰作为发动对异教徒兼并战争的依据，查理大帝把基督教信仰强加给了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对不皈依基督教的人处以死刑。查理大帝的法兰克王国囊括了法兰西、巴伐利亚、萨克森以及意大利半岛大部和西班牙东部，还向德意志西北地区和斯拉夫人统治地区扩散。

公元年，查理大帝帮助被驱逐的教皇利奥三世重返罗马，利奥三世作为回报，让查理大帝加冕成为罗马人的新皇帝，这标志着查理大帝与罗马教廷的联盟达到顶峰，基督教化也成为后来所有欧洲国家构建的基础。尽管查理大帝后欧洲的中央集权在外族入侵的情况下演变为分权的封建领主（贵族）制度，但是，到年，维京人和马扎尔人被同化进了基督教文化统治的西欧，单一并且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信仰仍然是把欧洲凝聚在一起的重要力量，而且罗马天主教会和欧洲各个王室依然遵循着克洛维时代创建的联盟模式：王权禁止领主（贵族）侵占罗马教廷的世俗领地，教会使王权合法化，对挑战王权的贵族予以开除教会的惩罚。体制化的基督教会强化了分散和众多的封建领主政治单位的联系。通过牧师、教区和各级主教，宗教认可和世俗权力紧密结合，领主（贵族）、国王和教会三种权力或互相争斗，或互相联合。中世纪，内部政治分立、军事冲突不断的欧洲在面对东方威胁时，在宗教神圣的召唤下迅速地统一对外。11世纪时，与高度发达的伊斯兰世界相比，欧洲就是穷乡僻壤的小地方，伊斯兰世界的地域面积比西欧大两到三倍。

伊斯兰世界从西方的安达卢西亚和摩洛哥延伸到北印度平原和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新月带和伊朗高原是伊斯兰世界的双心脏。欧亚大陆的中心是伊斯兰王国。年塞尔柱突厥人在曼兹吉尔特战役中打败了拜占庭后，拜占庭不断受到塞尔柱突厥人的侵扰。

拜占庭皇帝科穆宁王朝的阿里克塞一世向罗马教皇求救。教皇乌尔班二世认为这是把东正教会重新纳入罗马天主教会的好机会，而且在世俗层面上还能增强自己的权威。作为欧洲当时唯一的国际性组织，罗马教廷在欧洲各国君王和贵族之间谈判斡旋，将西欧组织起来，发起了反对异教徒的第一次十字军圣战（～年）。“与罗马教廷命运息息相关的十字军战争最初的成功和最后的失败，是促发欧洲国家建设的发动机。”（维克多·李·伯克，:）十字军的历次圣战一方面使基督教的国际神权结构进一步集权化，罗马教皇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首脑。

另一方面，十字军圣战强化了王权。因为欧洲各国国王渐渐地承担起协调配合实现罗马教皇拟定的军事计划的工作，这项工作不仅强化了王权的合法性，而且强化了国王在战场上对贵族和骑士的控制，贵族和骑士远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在家乡的势力，王权得以相对扩张。十字军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征战促成了西班牙的王权和贵族的联盟。13世纪，基督徒在伊比利亚半岛取得了军事胜利，伊比利亚的两个基督教国家阿拉贡和卡斯蒂尔已经成为军事强国，西班牙的各个城市贵族承认了西班牙王权而不是伊斯兰领主的领导地位。14世纪中叶，伊斯兰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势力只剩下半岛东南端的格拉纳达。年，格拉纳达被攻陷。十字军在中东的征战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年伊斯兰军队把最后一批欧洲人赶出了基督教圣地。

十字军的失败大大削弱了罗马教皇和教会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为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罗马教皇一直宣称基督徒在与伊斯兰的战争中必将取得光辉的胜利，十字军的失败使教皇的说法受到质疑。罗马教廷的腐败堕落也大大降低了其信誉度。最重要的是在文艺复兴期间，天主教的教义受到挑战。欧洲的宗教改革部分源于以圣礼为基础的罗马天主教与以圣经为基础的路德教派之间的斗争。教义上的论战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王权和教会地位的改变。文艺复兴运动对人，特别是作为世俗的人的强调，弱化了教会的作用。天主教认为人类最终的归宿在天国，地上国家或者其他政治单位都是暂时获得了上帝的授权，教会可以行使世俗权力管理地上的一切，即使君主、贵族也应该服从教会和上帝的安排。更强调世俗生活和世俗权力的路德教派的学说则认为国家有监督教会的权力，教职人员可以被看作国家统治的行政工具。各种新教教派的出现为现代国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再加上长期以来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竞争，所以现代国家的建立实际上也是世俗权力与教会和宗教相互作用的过程。西班牙是现代第一个试图将天主教的地理边界与世俗权力的地理边界合二为一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民族精神和民族利益超越了宗教成为组建新政治单位的核心力量，伊斯兰教、新教和天主教逐渐沦为现代国家争夺本国利益的工具，宗教信仰和世俗权力在现代国家中实现了分离。王权对抗教权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有。查理大帝通过任命主教和创建新的主教区扩大政治影响，同教皇争权。早在第二次十字军战争时，欧洲各国君主就企图争夺对十字军的控制权。后来，德皇菲特烈二世不相信罗马教皇的精神权威，十字军的第五次战争差点因为他的不配合而失败。罗马教皇开除了德皇的教籍，德皇则未经教皇批准，于年加冕成为“耶路撒冷国王”。年罗马教皇和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联手，在帕尔玛城外击败了企图占领意大利的德皇菲特烈二世，德皇因此失去了对德意志内部的控制，德意志内部政治分裂严重。德皇对罗马教皇的挑战可以说是失败的。15世纪，阿拉贡的斐迪南和卡斯蒂尔的伊萨贝拉的政治婚姻是西班牙现代民族国家的开端。西班牙王室借助宗教战争、以宗教名义的对外探险以及高超的外交政治技巧，与罗马教廷密切配合，利用宗教法庭，以异教徒的名义清洗政敌。伊萨贝拉成功地解散了由大贵族组成的御前会议。同时，西班牙王权轻松获取了其他欧洲君主艰苦斗争才能获取的教职任免权，侵蚀了教皇的权力。斐迪南的外孙查理继承了西班牙王位，统治着西班牙极其庞大的殖民地，同时还占有波希米亚、德意志、匈牙利、低地地区，以及意大利半岛南部那不勒斯等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史称查理五世。查理五世坚决反对宗教改革，试图使欧洲重新统一于罗马天主教，以对抗奥斯曼土耳其的进攻。在哈布斯堡-瓦洛瓦王朝战争爆发之前，西班牙与罗马教廷的军事战略基本相同。罗马教廷和哈布斯堡王朝联合把新教徒赶出了意大利，发起了著名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但是16世纪40年代哈布斯堡王朝和瓦洛瓦王朝争夺意大利时，教皇克莱门七世支持法兰西斯一世，结果查理五世洗劫了罗马城，迫使克莱门七世放弃了所有的世俗国家领地。

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面对着威胁最大的奥斯曼土耳其，不得不与新教妥协。年宣称忠于逊尼派传统的奥斯曼人终结了拜占庭帝国，年奥斯曼人陈兵威尼斯，在～年的战争中，威尼斯丢失了很多贸易据点。

要不是因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冲突，奥斯曼人在亚洲、欧亚大陆和欧洲的扩张能力可能更强。16世纪，什叶派的萨菲王朝始终威胁着奥斯曼帝国。年即位的苏里曼大帝认定哈布斯堡王朝是他在欧洲的主要敌人，开始与威尼斯和法国建立友好盟邦关系，向查理五世的敌人瓦洛瓦王朝的法兰西斯一世赠予特许贸易权，向哈布斯堡王朝控制下的低地国家和路德派王公贵族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奥斯曼的巨大威胁迫使查理五世与路德派达成了妥协。年5月，曾经试图以武力镇压宗教改革的查理五世签订了《纽伦堡条约》，保证不经过专门委员会的调查，不判处任何宗教行为或信仰有罪。查理五世据此组织了由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组成的欧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队。查理五世的儿子和继承人菲利二世与查理五世一样，梦想创建一个天主教帝国。

年菲利二世与威尼斯和罗马教皇的军队组成了神圣同盟，在勒班多战役中以少胜多击败了奥斯曼的舰队，签订了《布达和约》，成功遏制了土耳其人在地中海的扩张。但是建立一个包括英格兰在内的天主教帝国的做法失败了。年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建立了合作关系以阻止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的扩张。17世纪对于英国来说，奥斯曼的贸易地位与印度同样重要。菲利二世认为英国应该恢复玛丽一世统治时期的天主教，但是伊丽莎白一世支持新教，菲利二世派遣西班牙无敌舰队去解救英格兰人民。年西班牙无敌舰队惨败，很多天主教徒因此离开英格兰。欧洲其他国家王权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并不融洽。法国王权在扩大的过程中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一直很紧张。16世纪，法国瓦洛瓦王朝建立了强大的君主制国家，法兰西斯一世和亨利二世通过夺取教会教职的任命权，限制了罗马教廷的权力。即使红衣大主教黎塞留任路易十三的首相时，对天主教会也是时而支持时而反对，一切的变化都是出于法国利益的考虑，他的目标是法国王权的扩大。英国的宗教改革则是由亨利八世的婚姻引起的。当罗马教皇拒绝了亨利八世的离婚请求后，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宣称自己是国家和英国教会的领袖，没收了罗马天主教会和信奉天主教贵族的地产。虽然，“血腥玛丽”使天主教有短暂的复辟，但是伊丽莎白签署的《一致法令》规定新教为英国国教。伊丽莎白一世明确了王权是世俗和宗教事务的唯一仲裁者，剥夺了罗马天主教在国家事务中的权威地位。西属尼德兰的贵族因为新教支持他们反抗西班牙征税，转而信奉了卡尔文教。～年，菲利二世对卡尔文教的镇压激起了荷兰人对西班牙人和天主教的敌视。年增设的销售税终于使尼德兰爆发了解放运动，在民族主义领袖奥伦治威廉的领导下，17个省联合在一起（后来只剩下东北各省）建立了新国家，新国家允许宗教自由。意大利则因为与教皇联合导致罗马教皇实力增强，以及由贵族精英掌握的各个城市之间的混战，阻碍了统一的政治单位在意大利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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