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与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世界上的文明区域,主要包括东亚儒教文明、南亚佛教印度教文明、西亚北非伊斯兰教文明、欧洲基督教文明。古代中国人把东亚儒教文化圈以外的文明,统称为“西方”;同样,在欧洲人心目中,欧洲文化圈以外的文明都是“东方”,而“中国”是东方最独特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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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是在地理上相互隔绝的情况下独立发展起来的。在地理大发现以前,欧洲人多次东征,西亚、中亚人也东征,但都没有到达中国文化圈的西线;中国人多次西下,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也都没有到达欧洲文化圈的东线。
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产生直接交集,是从海上开始的。欧洲人从14世纪开始了海上扩张,到了16世纪终于从海路抵达中国。16世纪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世纪,他们瓜分了世界海洋地盘;17世纪是荷兰人的世纪,用贸易体系和快捷帆船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那里抢夺了海洋霸权。
在荷兰人之后,从18世纪开始,主要是英国人、法国人的崛起。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社会革命,使欧洲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狂飙突进。亚洲衰落,欧洲崛起,世界力量格局重新建立。
到了19世纪中期,中国逐渐失去了原来对外交往的自信以及跟西方的平等互惠,变得比较被动和弱势了。接受西化,向西方学习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最终在20世纪初席卷全国。
中国东边的岛国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也开始奋起西化,而且更为成功。中国人获得的很多西方知识,其实都是日本学了西方之后,我们再从日本学来的。在此过程中,不仅有秋瑾、鲁迅等人赴日本留学,就连“哲学”、“社会主义”等重要概念也是从日本引进。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朝,在“二战”后成为第二经济大国,突破了“西方”的传统地理含义。日本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国家。
“西方”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脱离了地理指向,完全成为一个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政治文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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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中期,中国和欧洲大体相当。根据布罗代尔的统计,当时欧洲人口约1.73亿,中国人口1.86亿。到年,欧洲人口约2.11亿,中国人口已经3.53亿。虽然中国人口增加更快,但是社会发展阶段却差距很大。
当时的中国只是“量”的恢复和增长,而不是“质”的进步。从汉、唐到宋,主要是把内地发展模式复制到边疆,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到珠江流域,再到云贵、东北、新疆等地方。经过辽、金、元,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经济上衰落了,从明到清,又逐步恢复到了过去衰落前的水平。
中国过去的历史,给人一种按历史周期律循环的印象。
孟德斯鸠认为,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实际是没有进步的。到了清朝,仍然没有像英国那样发展出以理性为原则的政体,而是以恐怖为原则,缺乏法治精神。
比起孟德斯鸠,伏尔泰的观点也许更容易让中国人接受。伏尔泰认为,中国是早慧而停滞的,欧洲则是后学而富有创造性的。为何停滞呢?原因在于,中国人过于崇敬前人留下的东西了,固步自封,近于静止。
不仅法国的学者这样看,英国的休谟也说,在中国没有人敢于抵制流行的看法,后辈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敢对世代相传、大家公认的陈规提出异议,因此科学的进步极为缓慢。
西方科学的基础,是希腊哲学的逻辑体系和通过实验发现因果关系。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很难诞生出西方的科学。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纯粹逻辑体系过于抽象玄虚,不实用,通过实验发现因果关系则显得太有主见,容易离经叛道。
传统中国人关心仁义道德,轻视奇技淫巧,没有发展出逻辑体系和实验方法。人们引以为自豪的东西,往往最终也会限制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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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中国的批评,既是西方发展起来以后发现中国落后的一种反应,也是西方占领世界以后发现中国过于独特的一种不解。实际上,在西方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却是西方改造自己的社会的一个武器,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
当时欧洲学者在寻找一种上帝造人之初就创造的语言,并发现中文的历史非常悠久,从中似乎可以寻找上帝的有关信息。有人把伏羲和女娲,比附为亚当和夏娃。娲字左边是“女”,指女人,右边“呙”有不正和咬的意思,巧合了夏娃偷吃树上的果子。
另外,中文的“婪”字表示贪婪,字形上是女人在树林,也暗喻了夏娃偷吃禁果。
在中国传说和西方圣经故事中,都有关于大洪水的记载。但西方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历史的开端在公元前年左右,而欧洲《圣经》记载的发生大洪水和诺亚方舟作为人类历史开端是在公元前年左右,比中国的历史晚了五百年。
这给西方人对《圣经》的崇拜带来了挑战,也成为欧洲人反思和批判《圣经》的一个武器。
不仅在宗教领域,在政治领域欧洲人也学习了很多中国知识。早期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政治的美好描述,成为欧洲人反思自己的社会政治状况、探索改革方向的重要参考。
西方的文官制度,公认是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启发。中国的明君贤臣记载和民本思想、和谐社会、中庸之道等观念,也成为欧洲人反思神学统治、走出黑暗中世纪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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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欧洲崛起并逐渐与当时的清朝发生直接接触。这时欧洲人就不再寻找与中国的相似性了,而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国是欧洲的对立面”的观点。
那些启蒙学者的中国观,基本奠定了此后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形象好坏交织、充满矛盾,比如爱面子、节俭、勤劳、重视礼节、孝行仁慈、没有契约精神、拐弯抹角、柔顺固执、心智混乱、互相猜疑等等,混杂成一团。
法国诗人瓦莱里说,中国“既聪明又愚蠢,既软弱又有忍耐性”,“既憨厚而又无比的狡猾,既朴素又出乎常规的奢华”,“人们一向把中国看作地大物博但国力虚弱,有发明创造但墨守成规,讲迷信但又不信神,生性凶暴残忍却又明智,宗法制而又腐败”。
中国人的存在让欧洲人困惑不解,以至于他们无法在自己所理解的世界中定位中国,似乎是超出他们的理解范围之外的另一极。黑格尔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历史开始于东方,但东方在历史之外。
但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人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文明。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就提出:东西方文明具有互补性,东方文明对于建设一个共同的世界文明来说具有必要性,甚至主导性。
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带来了西方人的自我陶醉,而西方人的反思也让一些有识之士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伟大和对未来世界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
结语
西方人怎么看待中国,只是为中国如何看待自己,提供了一个视角。中国人大可不必为西方的赞美或批评,而高兴或沮丧。
未来值得向往的世界,不是排斥异己、把自己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让别人都和自己活成一样的世界,而应该是一个多元化、具有包容性的和谐世界。这意味着对所有不伤害他人的人的包容,也意味着面对陌生的人、古怪的风格、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言行时,明白他们和自己一样拥有同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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